第三届BEYOND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在此期间，凤凰网科技《AI前哨》与华创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铭展开对话，探讨了 “AI 热”下投融资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影响。

熊伟铭认为，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现阶段都在追赶OpenAI，后者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目前，人工智能领域还处于基础建设阶段，各家的差距都还没有那么大，国内的大公司也有各自的优势，但都需要加大投入。此外，熊伟铭指出国内软件行业收费困难的问题，认为这是国内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一个痛点。

作为一位跨领域的投资专家，熊伟铭在华创资本主导了多个技术领域的投资项目，涵盖了深鉴科技（后被 NASDAQ:XLNX 收购）、Nreal、蓝箭航天、华科精准、新格元、福贝生物、璧辰医药、应世生物等。在本次对话中，他不仅分析了医疗领域和商业航天领域的投资机会和发展趋势，还阐述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和建议。

他表示，创新药是医疗领域未来的重要方向，也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细分市场，但它与互联网不同，需要更长的研发周期和更高的耐心。他还提出，商业航天是中国的下一个战略机遇，但要抓住这个机遇，就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和探索，宽容失败和挫折。

以下为此次对话文字实录:

收费难将成为国内AI产业发展的痛点

凤凰网科技《AI前哨》:2023年人工智能大火，您过去也投资了一些相关的项目，您认为在当前大环境下还有什么人工智能项目是值得关注和投资的?

熊伟铭:这波人工智能其实和我们之前大家看到那些不太一样，因为这一波走的完全是语义理解NLP的技术路线，所以酝酿的时间会更久。但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AIGC到今年的GPT-4大模型的变化，其实还是处在基础设施的阶段，像英伟达以及国内的大厂，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巨大的优势。我们现在很多的大模型，可能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陆续开始和产业做密切的结合。

第一波VC密集出手的时间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是上市公司大展拳脚的时候，大家把基础设施先铺一铺，把场景搭出来，最后形成一个可用的一个大模型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上再有生态开始长出来。这个有点像APP store，如果没有APP store的话，就没有那些APP，现在需要一些APP store来支持这样的APP。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最近出现的像文心一言、通义千问以及讯飞相关的大模型中，您觉得哪一家公司做得更加具有前沿性?

熊伟铭:我觉得国内整体的策略还是追赶策略，从全球来看， OpenAI一季度在这个领域里面处于领先地位，Open AI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也是全球最高的。我觉得从基础设施投资角度来讲，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不投到那个钱，就出不来这个结果。但好处是Open AI已经给大家铺了路。第二波公司中，包括谷歌，包括国内比较领先的研究机构，也在齐头并进的追赶OpenAI。在GPU的采购以及一些开源的大模型没有受到更多的限制之前，应该说大家差距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大。

我认为，第二波大模型的涌现可能会由谷歌带头，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内大公司也会加入进来。但是整体上来讲，我会觉得美国在大模型上的研究要快于或者投资的要多于国内的大公司。

在2018年，当时的大模型只有1亿参数，但我们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已经有了5000多亿的参数的超级大模型，全都是从美国的软件生态出来的，美国的开源所形成的这种全世界范围影响力，造就了今天的NLP的火热。在这方面其实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最顶级的人才全都在那边。现在很多创业公司说我们要找一个会使用大模型的人才，很多厉害的人年薪就2000万了，你融资5000万，那难道招两个半人就结束了吗?在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是要有重金的投入。

我是觉得国内第一波发布大模型的公司可能都有这个实力，但是由于过去投资不足，所以整体上来看会弱于美国同行。如果中国的公司互相做比较，那我认为百度比较有优势，因为百度其实2014、2015年就开始做自己的 AI 生态，NLP本来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像腾讯，因为微信有各种各样的对话场景，所以在训练模型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优势的;科大讯飞本身就是NLP起家的，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华为有自己的硬件，阿里也有自己的研究院，我们觉得这些公司都是有天然各自的一些优势可以做这些事情，就看谁能在这件事情上投入的足够多。

但是反过来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投入不够多，或者没有美国人那么多，我觉得一方面是美国的商业场景比较成熟。像Midjourney这样的软件，把接口开放出来，每一笔都可以收费。而在中国缺乏这样的收费环境，我们的软件，甚至包括一些非常基础的，包括数据库这样的几十年的老产品，其实收费都比较困难，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或者中国产业的生态链的一个弱点。你确实想投，但是你投完之后你怎么收钱?这个点我们没想明白。

过去我们中国软件产业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效率，减少投入。大互联网公司为了垄断市场份额，全都把软件变成免费的。如果我要投个几十亿进去，我这几十亿多长时间回来?只能通过广告投放，流量分发或者其他的效率运营来收回。长此以往，资源就会越来越集中在几个头部的大公司，这种状况就是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生态主导的这种软件行业造成的。所以，现在我是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大家谁也别笑谁，大家都需要努力。整体上来讲，我们都跟OpenAI还有一段的差距，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像刚才提到的科大讯飞，他们在近期发布的语言大模型据称已经有三项巨大的文字能力。并且相关的一些能力已经超越ChatGPT了，他们还宣称在10月份会全面超越ChatGPT。您对相关的说法怎么看?

熊伟铭:我觉得中文确实有它的一些特色。比方说帮写作业、写各种各样的通告、文件等等。这些所谓的作业、文件可能在英文的环境下没有。所以我觉得科大讯飞的说法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科大讯飞做语音做了这么多年，它一直有自己的基础。我觉得在全球范围内各自有优势的公司都会有一些助力因素，所以假设没有新的技术变量出现，目前的差距是不会太大的。

凤凰网科技《AI前哨》:现在互联网大厂公司都在入局，都在投入资金开发大模型，整体上看，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现在的风向是什么?

熊伟铭:很长时间我们都管AI叫通用智能，甚至大家一度放弃了它。大模型这件事情大概是2018年之后陆陆续续才开始的，但它一旦开始成长就非常迅猛，像刚才说的2018年也就1亿的参数，然后1.0、2.0、3.0、3.5、4.0就一个比一个厉害了。

我跟投资人聊天，投资人说我现在已经可以不用谷歌了，我用GPT就可以了。原来我是搜索出来一大堆东西再挑挑拣拣，最后拼成一个我想要的东西。现在直接给GPT一个问题，他直接就帮我整理答案。之前很多互联网的初级技术，到今天通过人工智能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适合和人类直接对话和合作的一个工具了，这样电脑的工作能力实际上超过之前了的。

原来电脑可能还是一个简单助手，我们就只能用它打字，算账，绘制表格，后来奔腾CPU出现了，再后来我们就开始上网，再之后各种各样的这些计算能力上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了更强大的辅助工具。现在有了AI之后，甚至连很多工作我们都不需要做了。上一个年代我们是把关键词弄好，想搜什么就输入。现在只要把 Prompts写好，交谈完了之后，把交谈变成一个视频，或者变成一幅画，它完全就可以自主运行中间的转化过程，根本不需要人类的参与，这件事情我觉得会对很多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家真的要重新看自己的行业是不是会受到这种技术的影响。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投得起大模型、大公司，所以一旦大模型的基础设施差不多了，可能各行各业要重新搞一遍，就像互联网出现之前的零售和互联网出现之后的零售。现在中国零售市场的GMV是超过美国的，你很难想象之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第五大道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一个小品牌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没有经过之前的阶段，就直接用互联网这个新的渠道来覆盖了之前的商业模式。AI的出现也是一样，它会重新改变所有行业的做法，我觉得这是令大家觉得危险也是激动的地方。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腾讯、阿里、华为都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在通往AGI的道路上是巨头之间的较量，在这个较量当中会不会涌现出新的独角兽?

熊伟铭:肯定会出现新的独角兽，可能中美还不太一样，因为收费点不一样。很多地方美国人能收费咱们收不了费，所以这种公司没法成立。例如，腾讯的AGI进游戏，VIP的游戏体验可以上一个层次，NPC或者各种东西可能更聪明，然后延长用户时长。有一个永远不累的AI在后面跟你玩，它可以适应你的游戏难度。它不会太厉害，也不会一分钟就被打败，它会不断刺激你，让你不断地玩。京东的客服，原来还是很“傻”的。让你输进去一个问题，它来回答。但除了标准化问题之外，它就没办法完全帮你搞定。而现在你在任何时间去退货，他都可以搞定，所以我觉得各个公司各自都有很多领域能够施展自己的大模型技术。

中部的创业公司，我觉得做创新会更快，因为一般来讲，大公司不会在创新上花太多的力气，这样做不划算。一般来讲，如果业务是一个特色型的业务，创业公司总会做得更好更快，而大公司总是会慢一步，然后花钱购买这个业务。在AI慢慢成型的时代，也许创业公司产生收入的速度会更快。这个和过去可能不太一样，过去做个小软件公司，开发第一批客户，好不容易这个产品打磨完了，第一批客户又死了，又要重新找一批客户，又不好意思找大客户，所以很多小公司撑不下去。但是现在基于AI的模型，除了刚才说的大公司擅长的领域之外，很多的其他的小领域可能都是创业公司的领域，只要能找到一个适合市场的收费点。

投资端正处于“空档期”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我们刚才聊了很多AI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就聊一些最近投资圈比较热点的话题，像硅谷银行危机发生之后，对于投资圈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熊伟铭:美国政府还是出面救了一下硅谷银行，要不然这个行业就会面临系统性危机。硅谷银行在国内也有浦发硅谷银行，是独立运营的，由于使用的是人民币，它中间有个防火墙，因此浦发硅谷完全没有受到事件冲击。但是美元业务，包括我们自己的美元业务，其实有很多的业务是跟硅谷银行有往来的。

我觉得硅谷银行危机表现了美国市场目前其实很脆弱。2000多亿美金存款的一个银行在短期内出现了18亿美金的掉期亏损。当然原因之一是CRO辞职了，当时缺这么一个人来管这个业务，但这其实银行发个债或者是用其他举措，其实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周三还是全美最佳银行，周五就立刻倒闭了。无论现在数据怎么好看，失业率有多低、GDP涨到什么程度，对美国市场而言，其实美国投资人心里都非常不安的。

后来紧接着的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最近的 Signature Bank、第一共和银行危机，很多都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对经济学制度的颠覆。我们的股权优先权体现在哪里，我们的债的优先权体现在哪里?我觉得全都变了，虽然现在表现的还很镇定，但我觉得市场是极为恐慌的。

Signature Bank、第一共和银行这些银行都坚持不住，剩下的小银行更坚持不住，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不太可能拦得住，这样会影响整个行业甚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我觉得美联储的这一系列操作，还有欧洲的这几个案例，使得美元为基础的资本市场现在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局面，虽然可能指数还可以，没怎么崩，但是对于金融系统的不信任投票现在都开始了。

当然，影响我们这个行业一方面是大的资本投资人对于金融体系的一些不信任，另外一方面在中美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商务部的限制法案实际上是限制了美元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投资，使得美元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地位忽然就掉下来了。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对于投资人来说，最难的现在是募资端还是投资端?

熊伟铭:好问题，只能说这个情况是在变化的。募资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转型人民币募资了，如果你说美元募资那是极难的，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中国 VC，美国VC现在也天天往中东跑，放在原来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中东?现在其实就是给波士顿打几个电话事就搞定了，大资金，大资本作为没有国别属性的一种存在，对于风险极为敏感的，所以当他们停止向系统里面注水，他们不愿意再去给更多的钱到一级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是美国的一级市场还是中国的市场，其实都会影响我们市场的繁荣。

当然正常情况下，每次危机都是因为有新技术的出现，所以我们希望GDP能够来一万亿力挽狂澜，带来很多的生产力提升，然后苹果或者是微软的股票还能再翻一倍。这样资本又会有更多的信心来停留在这个市场里面。如果没有这么大的生产力的提升、新生产力的出现，其实资本是要逃逸的，资本是肯定要离开这些失去光环的行业的。

反过来说人民币市场就是如火如荼，热闹的不得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财政政策，我们是要拉动内需，我们要提高科技，大家都在国内，所以大家各自的基金都会募集政府引导的资金，无论是东南沿海的还是内陆，其实大家都在积极的在做这方面的投融资的工作。

现在大家关注到的一些点，一个是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些产业在恢复，比如说我们说医疗产业，过去三年疫情时期，我们看到的医保政策对于创新的一些抑制，但我觉得这是短期的，政策会慢慢开始松动，创新还是会被鼓励，无论是医药器械还是其它的服务。此外，前两年市场火得一塌糊涂的企业软件，现在已经失去了皇冠，完全掉下来了，很多掉了60% 甚至70%。医疗可能掉了50%，所有这些行业一方面是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是政策的一些影响，但这些行业都会在调整的过程中慢慢复苏。

现在大概有点类似于大概2004、2005年的项目荒，没有那么多有趣的项目了。即使华为做了个盘古，我们也不太可能投华为，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酝酿新一波的创新，就是GPT这一波的创新。目前就是短暂的一个空档期，其实在过去的任何一个周期里面都出现过很多这样的空档期，2004年的时候硅谷也是什么项目都没有，我问美国的同事，他说现在就是谷歌拿走了市场上的所有的钱，所有的人都在盯着谷歌，那时候谷歌其实还不太大，但那个时候比如 MySpace开始出来了，然后扎克伯格开始做Facebook，但是那时候Facebook还很小，2006年的时候大家才开始玩Facebook。所以这些新的创新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大的量级上，大家还是刚刚开始关注到一些小的创新。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领域，航空航天是中美一定要决战的一个领域，国内有国内的打法，国外有国外的打法，这个领域是热的、闹的。你说找项目可能也是挺多的，但这些行业是过去大家不熟悉的行业，就有点像过去几年的新能源，新材料，这些行业其实在美国不是非常显性的行业，而在国内可能是一些确实有机会的行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国内的VC行业正在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中，慢慢从美元的风格变成人民币的风格，慢慢从美国的生态环境慢慢调整到适合中国的产业链。无论是智能制造相关的，还是航空航天也好，都是类似这种有产业链的行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投资端的变化。

一线城市已经没有消费升级的空间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您作为投资人如何去定义消费升级，像最近特别火的像拉面，预制菜这些算是消费升级吗?

熊伟铭: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消费升级，我觉得消费升级其实是原来我们盯着美国人怎么过的，然后想着我们也要。美国人一人有辆车，我们也要一人一辆车，美国人每人都住多少平米的房子，我们也要效仿。但我们现在人口开始负增长，很多这些过去我们所期待的消费升级的这些，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快消品，其实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水平的。

比如我们用支付宝毫无问题，而在美国有些时候你还得有现金。所以在很多生活方式上，如果按购买力评价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没处可“升”。当然不考虑购买力评价，只是按照GDP的话，这个空间还可以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一线城市可能已经没有消费升级的空间，更多的其实我是觉得在下沉市场。有很多国产的品牌，比如说高铁站经常见的比音勒芬，在很多的下沉市场比音勒芬是绝对的领头羊，但类似的品牌一线城市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但在二线城市开始风靡起来;北上广深这种城市肯定是发达市场，他们市场的属性或者是风格和美国市场别无二致，那么消费者平均的GDP差不多都可能在5万美金左右，他们需求也差不多，在这个市场里面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再做细分。

其实你说创新，我倒觉得像美团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当年没有这些服务的，然后美团做了送货上门这些服务。我觉得中国特色的一些大规模现代化服务，中间可能要分层，就像我们喝的矿泉水，一块钱的矿泉水你可能都不知道牌子，但是这一块钱的矿泉水的整个供应链和分销就完全不一样，每一块钱就代表了一个层的市场。这和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零售的市场细分化以及欧美市场一些历史其实也是一样的。从这一点上看，下一步要做的更多的还是看细分市场里面的机会，哪些机会能够变得更大。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一样，淘宝零几年的时候全都是假货，现在咱们都在上面买东西。拼多多，最开始卖的是刮胡刀之类的，现在是最值钱的几家公司之一。做零售一定要便宜，要足够便宜，跟着用户一块成长，陪伴这些用户从二十几岁慢慢变成三十几岁，他就不会离开你了。现在像赛特奥莱、燕莎百货都不行了，因为它们的用户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不怕品牌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在低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价钱是最合适的，我觉得所有的零售行业关键就是价钱，一旦这个价钱合适，才有用户跟随你。小米就是很典型的用户陪着品牌一起成长，然后小米在试图去做大，专门为欧美市场做了自己的品牌。企业针对自己的客群会有更仔细的定价和品牌的定位，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下一步国内的所有的企业可能都会考虑的，对消费者的策略的改变。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注册制现在推出了，对于现在的难题有没有解决?

熊伟铭:注册制我觉得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所以我现在也不确定注册制到底能弄得多好。就我个人来讲，我更关心速度能不能上来。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咱们的上市速度慢的不行。可能在整个体制制度上还会做更多的创新，因为我觉得中国弱的是资本化。（建议删掉）

最近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杉杉股份公司96年上市，在当时没有VC的环境下表现不错。有人说咱们尽量把资本化机会留给半导体公司，留给那些卡脖子的领域，集全国之力来扶植那些科技型的公司。但你想，如果下游不发达，上游它带动不了多少就业，它的量也不会很大。

我的观察是说管它是注册制还是审批制，我们是不是能保证行业资本化。既然在工商局可以注册餐饮企业，可以注册服装鞋帽企业，为什么又阻止人家的资本化?当所有其他产业都可以资本化的时候，为什么这些行业不能资本化，最后阻碍了我们自己的消费力。（建议删掉）

房跟车占了我们的个人居民消费大概一半左右，如果福州回北京的经济舱9800块钱一张票，你怎么鼓励大家消费?旅游的消费可以做，但你不能天天旅游对吧?我是觉得很多行业没有国民待遇。还要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落实。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才您也提到了刚刚过去的五一一张机票9000多，其实之前我也听过一些言论，就是说五一期间大家都在出去玩，然后去各地消费。然后有的人评价说，其实真正的好的经济的一个方向是少数人出去玩，多数人是在挣钱的，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熊伟铭:中国人存钱太多，中国不能套用美国经济学，美国人发了钱，甚至还贷点款，然后再想买点加密货币之类的赚点钱。美国人根本不存钱的，但中国人存款简直是突破天了。老百姓不花钱全攒着，所以咱们钱虽然很多但全是存款，根本进不到市场里面，市场的流通没有增加。

我觉得各国的经济学都有各国特色的，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每个人负担的养老压力更大，所以我们养老金肯定是有压力的，我们其实是希望大家更多通过工作来负担养老支付系统。但是现在应该说各种各样的系统还不太通，所以它实现不了我们认为的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的政策能够刺激经济的作用。老百姓不花钱了，生产商就没有动力。我过剩生产了，最后又卖不出去，那我何必要生产呢?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情况可能还是中间的症结是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路是不通的。拿软件行业来说，美国有非常畅通的退出渠道，大公司收购动作很快，而且给收购公司给的估值都很高，但咱们收购公司费劲半天给你一个几个亿的估值。

资本化的价值就是把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到今天，变成一个折现的期待，然后给公司一个估值。巴菲特说，你总觉得股票市场就是一帮赌棍，但长期来讲它就是一个平衡秤，它绝对是给你最公平的价值，你反过来看确实是这样的。市场会纠正估值错配，市场真的就是大家怎么看你，然后给了你这样一个估值，不管你账上有多少钱。

资本市场的价值其实就是因为融合了很多人的意见在里面，很多人的情绪和判断在里面，所以它实现了一个比较公平的资源分配。所以你要把资本市场变成一个特别政策导向的事情，我觉得一时间这么搞是可以的，但长期来讲，它不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资本市场。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是咱们一直没有用到位的一个工具，不光是注册制了，还有其它各种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都能搞好的话，我们的经济还能再上一层楼。民营企业的一切都在小业务里面，我们希望它能一直做下去，可能不求大富大贵，但是我们希望一个稳定政策助其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是应该说需要我们要持续修复民营企业投资的意愿，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样的。愿意投资了，生产力慢慢回来了，然后整个的经济就会进入一个正循环。

AI 医药会是大方向，但周期会很长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才提到了放假，然后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放假状态，就是疫情这三年，疫情这三年其实我国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疫苗以及相关特效药上面，但是最终赚钱的屈指可数，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熊伟铭:这两天中国第一个3C药（注:3C药是指一类针对新冠病毒的口服药物，它们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病毒的3C蛋白酶，从而阻断病毒的复制。）出来了，疫苗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的话其实也不会出来这么快，因为药本身确实是没有这么快出来的。像当年非典，2003年的时候，压根就没这个药，搞了半天药出来了，疫情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能应对现实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个市场也不能苛责制药企业如何，也不能说咱们的政策不给力，疫情期间其实国家很多的审批，尤其是在药品审批上确实加速了。

新冠现在很多人已经当普通感冒了，3C药其实跟奥司他韦差不多了，成了家里常备的药。因此虽然3C 药这个市场可能逐渐会拉平，但是从长期来讲销售额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可能没法造就一个千亿美金的大公司。但是这个品类它就会变为长期的品类，所以我觉得是商业机会还是有的，而且新冠最重要的是推出了几大技术平台。

无论从疫苗还是从制药的角度，我觉得新冠都开启了一些新的机会。从商业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医疗这个行业首先想的还是保障，不管企业赚不赚钱，老百姓最好还是少受疾病的困扰。像最早的一些药企，Pfizer、默沙东都是说我们的第一的任务是要杀死疾病，只要我们做了好事，这些利润自然会来。还有像吉利德，他的疫苗出来之后，大家就不得肝病了，就等于市场被它自己亲手杀掉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公司受人尊敬，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药企赚了很多钱，最终还是花到了人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不用特别严厉的看待我们这些医药的创新企业。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很多事我们要基于人的角度去考虑去出发。创新药您觉得它应该更集中于对医保内还是医保外?

熊伟铭:因为创新药在中国时间太短了，从2015年到现在连10年都不到，是一个超级短的行业，而在欧美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行业了，所以我觉得没法用欧美今天的状态来反过来说中国好落后，我们是蹒跚学步的小孩，欧美是正值盛年的青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阶段非常不同，所以每个市场的阶段体现出来的特色也不一样，包括我觉得医保的初衷肯定是不想扼杀创新的。

但如果你不通过商业的方式来鼓励这个技术，那就没有人愿意真金白银投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循环，我觉得医保的领导是完全理解的，只不过在确定什么品类上面应该有非常高额的降价，什么品类上应该给它空间让他成长这件事情，医保还在拿捏。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工作也很新，我觉得也是要给医保一些空间让他们去试错，试了以后如果不对，就再调整，慢慢找到一个节奏。凡是涉及到生老病死的那些事情，我的期待是它都会进医保，因为国家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生命安全的保障。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有的药是救命的，就可以低一点，然后给有钱人来解决是消费升级问题让它贵一点，这些都是可以平衡变量的一个方式。

中国政府的医疗支出已经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医疗支出的比例，虽然从总比例来看，美国是20%，咱们是不到9%，但美国这20%里面只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在出，其他都是商业保险，等于说羊毛薅在猪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商业保险还没有入场之前，我觉得医保已经尽可能的去试图去平衡人道主义和商业创新中间的这个重量了，下一步我觉得商业保险肯定要进来，保险的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如果不建立商业保险的话，是浪费了保险的优势。商业保险一旦进入医疗体系，就意味着我们又增加了三倍的赔付能力，商业创新有空间了。我觉得中间我们还有很多的政策工具是有机会实现的，只不过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一些积累才能够实现这件事情，所以创新药物还是绝对是看好的。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刚您提到了很多价格，从社会舆论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人们非常在意高价药，对于高价药有这种天然的抵触心理，您是怎么看这种现象?

熊伟铭:正常情况下，我也不想要高价药。美国因为有商业保险的支持，所以他对一些非常新颖的治疗方式，开出天价200万美金，但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钱，不说200万美元，20万人民币，都已经很离谱了。大家可能更关心的还是说我日常的药不要出现“天价”。但是对于那些处在用了药我就能活，不用这个药我就不行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金融服务其实对很多行业有促进作用的，最近咱们三年中间还推出过惠民保，我觉得一种人道主义的尝试，毕竟大家付出一些成本，但是得到了一些超额的覆盖，那是不是还有类似的做法可以尝试?也许不以保险的形式，比方说注射疫苗，政府可以做个保护，打个底，让人们愿意去注射疫苗，把细胞治疗一下。医疗费用方面，每个月都要付费，那就可以把每个月的治疗费用摊到60个月，甚至摊到更久，10年，看看行不行。

金融创新是不是除了买个车之外，也能在这种大病的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当年尼泊尔很穷，人们没钱买打针剂，政府就发量税，让你去打点滴。公民分几年还给政府他们打点滴的钱，类似的措施可能都是值得考虑的，又是消费又是医疗领域的一些创新，所以我觉得很多其实不只是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还是制度上的一些突破跟创新。凡是惠民的，我们尽量做到足够便宜，所有人都能付得起。凡是那些实在不行降不下来的，我们也在符合这个行业的规律的前提下，为患者提供其他层面的帮助。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接下来您觉得生物医药领域会出现一些什么细分的风口吗?

熊伟铭:医药领域现在卡在资本化的调整过程中，创新药走的路线和IT差不多，都是贸易供给。先做贸易，从国外引进，然后弄个中国权益，再然后拿中国权益找了一些投资人，包装一下去香港上市，拿来的钱去做临床。我们利用在中国的临床的优势，缩短时间，最后做到一个品类里面的最佳，其实也是照葫芦画瓢。然而在技术阶段就开始有bug了，当然大公司还是值钱的，但是创业公司就不值钱了，所以大家没有在这个领域继续投入了。

中国现在状态就是美国90年代初期的状态，虽然我现在说的靶点是美国现在也在研究的靶点，但是整个生态是90年代的生态。创新药没法跟互联网比，互联网今天出来，明天就全世界都知道了。创新药虽然人们第二天也知道了，但是真正做出来可能是10年，20年，乃至30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的很多的研究，人家可能已经研究几十年了，现在到了一个突破点。其实这个行业里面每一次都是有个大的技术背景，然后于是才有一个小飞跃。过去的十年大分子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NGS普及了之后，大家对疾病的机制有更多的了解。大分子是过去10年绝对的亮点，基因的解读和编辑使得整个药的结构上可以有很多创新，然后造就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平台期。小分子，甚至包括大分子在内的创新药结构的创新，这一点上可能有了GPT会进步的更快。

但是这个领域不像其他领域，比如说历史或者是科学，事实都摆在那了。医疗领域目前处于大家还在不断的深入去理解人体，不断的去理解生命的过程的阶段，每一次发现都可能会颠覆之前的一些发现，所以不见得之前文献就对。ChatGPT就算全能，也不见得能够真的搞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行业和AI相结合的一个难点。

创新药我觉得现在值得期待的是跟AI结合，看看会怎么样。我们自己采取的策略是找院系院校，例如清华生命科学实验室的一些很资深的教授。我们还从业界能够找到了不错的工业团队。上述二者组合起来，看看是不是能创造出一些不错的好结果，这个是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但最终的成果还得再耐心等等。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才您也提到了相关院校参与了AI和医药结合的相关项目，您目前能不能透露一下，有没有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团队或者是公司?

熊伟铭:现在的AI向团队，甚至可以倒追回到1990年的薛定谔。薛定谔是当时最火的公司。薛定谔2020年才上市，也就是花了30年上市，估值20亿美金。现在所有的制药公司基本上都在用 AI，但是基本上都基于确定和延续下来的AI规则与治疗规则的结合，还没看到ChatGPT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工作。我相信大家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应用之一，大模型跑出来了，制药公司咱们赶紧拿这个都跑一遍对吧?咱们那些废了的或者根本咱们自己算不出来的，让他先算一遍，你说行不行?我觉得这个是下一波值得用的一个大方向。

投资要去除自己的偏见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社会现象，还有行业的一些大家关注的热点，从您来看的话，您对于过去您印象最深的那一笔投资是哪一笔?然后对于投资项目和领域有什么深刻见解?

熊伟铭:我觉得好的坏的都有，比如说这几年可能我们合作的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印象都很深。例如，火箭公司很有趣，因为这个行业过去VC行业根本就不太关注;还有我们投了蓝箭航天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既有商业意义，又对国家，对全人类都有帮助，对科技有帮助，这是一个多赢的项目。

我个人可能反而比较会更多的去想那些我们没有投，我们错过的那些项目，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些项目。宁德时代曾博士创立公司的时候，也是大概小米成立的前后，那个时候我们全行业都在追着雷总问小米是什么对吧?做软件的做手机靠谱吗?中国能做出自己的手机吗?全是这种问题，然后没人会注意到新能源、锂电池。

今天，宁德时代是一个万亿级的大怪兽，在全球的市场里面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不像小米只是很多品牌中间的一个。宁德时代如果说什么时候不做了，或者他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特斯拉也要一震。他在这个行业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我们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会去追星，而没有意识到有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有一个巨头崛起了，因为我们太习惯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说我们要把民营企业当个宝，也有很多人在质疑当个宝行不行?那么怀疑会使我们产生认知的偏差，最后错过的可能就是很多倍。但是每一代人都有错过的，大家都说海尔或者是新希望错过早年的阿里跟腾讯，当年那些公司是顶梁柱，阿里腾讯只是小小公司的时候，大家也看不懂，所以我们说投资要不断的去除自己的一些偏见，对人的偏见，对行业的偏见，对周期的认识，对新技术的认识，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难。SpaceX已经3000亿美金了，我们刚刚起步;自动驾驶方面，美国旧金山 Waymo已经开始提供服务了。我们的“偏见”就是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时间在一个普通投资人眼里觉得很长。但是搁在一个产业里面，10年的时间可能一个产业才刚刚开始发展，京东作为2005年开始的公司，直到2014年上市之后才有真正的大发展，所以一个产业的开始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互联网那么快。这一点是我做投资行业以来的最大的体会，就是如何能摒除偏见，包括创始人应该长得什么样，包括到底是应该投男性创始人还是女性创始人，你们是投老师傅还是投小伙子?怎么能够平衡这些风险跟空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断需要思考的。

商业航天会是下一个机会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当前的这种环境下，放眼全球，您认为哪些中国的科创企业是有巨大的机会能够成为接下来全球瞩目的焦点?

熊伟铭:哪一个用户多，到最后谁就会赢，就像为什么中国互联网能赢，那就是因为中国互联网用户多。2015年到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去硅谷，大家都问我们硅谷的兄弟们在投什么?他说我们就看中国在做什么，我们就跟着投什么，所有的主题都是copy from China。

但我觉得你不创新也可以，只要你运营做得好，你仍然可以做很好的开场。腾讯发展得好，但是QQ不是他发明的。你能否做到全球的领头，就看你是不是能获取最多的用户，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用户在哪里，定价怎么定，你是不是能够垄断这个市场，而不只是说谁的技术最牛，很多“技术最牛”的公司最后都没了。

现在全球贸易现在又开始变了，人民币结算、沙伊和解、跟南美的合作等等，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技术的封锁可能就变成了小高墙，在一些小领域，例如半导体，会限制中国，但是在其他领域，我们会面临到更略微宽松一点的环境，贸易会重新恢复，中国公司可能又能陆续起来。

我比较期待商业航天，我觉得中国是有机会的，因为本身这个行业在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从来没落后过。美国是大概从2000年初开始探讨让民营的企业来承接国家项目的，国内目前这个系统里面大概有几十万人在工作，所以就是这个系统是一个超级复杂而成熟的系统，所以我说它不落后，但是它的思想确实需要解放一点。

民营航天商业航天里面可能就几千人，那几千人其实在这几年已经推动了很多的科技创新，因为在系统里面不求一定要用新技术的，只要做的稳就好了。但是这类企业又是一定要做新技术的，所以我觉得未来5~10年在这类企业里面应该会涌现很多新东西。现在民营的，无论是火箭卫星其实都不见得比国家差，国家在大型设备上做得好，比如天宫和用于登月勘探的大设备。但是从商业层面来讲，我们需要发射一些小型设备上天，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占位置”的话，其实咱们也可以不做。

互联网早年也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中国一度是跟着人家创新，逐渐变强。每个领域里面一旦我们发现了商业应用的点，我们就快速跟上。大家现在总是说商业航天这个市场不大，我认为，这就好比90年代的时候，中国只有几家快递公司，我们的快递大部分是贴个邮票，花两毛钱，通过邮政来送。但电商出来之后遍地都是快递了。所以有的你先要供给，然后供给足够便宜了之后，各种各样的需求就都来了。

市场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解决两种类型的问题，一种是需求导向的问题，他需求很确定，但是没有供给，比如说大家都想活到120岁，只要你让我活到120岁，怎么样都行。这属于需求非常确定，但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还有一种是需求完全不确定，甚至不知道需求是什么，但是一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就被抢疯了，就类似于 iPhone。

我觉得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能把这两个工作做好，国企、上市公司，比如腾讯、百度、阿里这种大公司，它们就应该做那些放大规模的事，这样才能把这个行业做大做强。我们的职责就是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然后大企业的工作就是上规模，我觉得大家的分工还是挺明确的。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我们刚才提到了像 SpaceX、蓝色起源这些美国的非常大的商用火箭公司，那在未来几年中国的商用火箭是否能追上他们，您觉得时间预期会在多久?

熊伟铭:从火箭载荷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做到星舰那种水平上，可能我们要30年才有类似的由国家做出来的装置。其实在这个领域，“国营”与“民营”的概念并不是很明确。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体系内的技术进步，还是民营的一些创新，我觉得都是促进整个我们中国航天的进步。如果从可回收的角度来讲，我们回收的方式有点笨，我们目前的回收方式是类似于一个小航天飞机的方式滑行回来，它不能定点，回收位置不够精确。所以可能从可复用的角度来讲，也许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确实是要承认差距，但是我们在空间站层面的一些技术应该是不落后于美国的空间站技术的，现在只是在发射领域与建设领域处在落后的阶段。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最近您也关注到了SpaceX有一个直播的发射活动，经历了两次延期，然后在最终发射的时候失败了。面对这次的发射失败，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去评论，就是说虽败，但是也是一种成功，然后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评价这次直播的发射活动，您怎么去评价马斯克的?

熊伟铭:我觉得特别厉害，按照中国审美，这绝对是这个失败，但马斯克这个企业家在美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在全球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勇敢的能把自己不完美的失败不完美的成功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包括他的债主们，包括他的投资人，包括他的供应商，包括他的客户面前，这件事很了不起。这体现了另外一个软环境。我觉着国内这个行业，比如涉及到商业航天，所有民营航天里面可能加起来融到的钱都不够人家的一次发射。我们习惯用极少的钱做到世界顶级，这是中国特色的做法，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含蓄，所以大家不做到完美的大家也不愿意亮相，所以我们国内的发射也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但是它限制了资源进入这个行业，美国就是因为有那样包容的文化，所以它才会有这么多的资源进到这个行业，所以它就快。

但是美国人也浪费，它的效率不如我们高。但是咱们国内就是效率太高了，所以何止是不浪费，其实这个钱都不太够。所以我觉得这是文化的差异，能不能在中国式文化的环境下分配更多的资源给到这个行业?无论是体系内还是体系外，我觉得他们都需要更多的支持，为什么体系内的人不愿意用新技术，因为害怕失败，一失败就没有资源了，所以我就说在这种创新的极度前沿的领域里面，能不能允许大家失败对吧?能不能先从体系开始，在体系内，一开始你就容忍一些失败，让大家都稍微放松一点，于是我们就可以干大干快。或者即使体系内不让失败，也可以让民营企业多点失败。让民营企业积累经验，但仍然给他资源。如果国家可以按这样支持这些企业，还不断的还有投资进来或者保险进来，这些都能鼓舞这个行业的创新。

TikTok 占领美国市场已经是胜利

凤凰网科技《AI前哨》:现在其实美国也被一个中国式的社交网络所困扰，您怎么看待TikTok 在美国的发展或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

熊伟铭:我觉得本身Tiktok占领美国市场就是一个文化上的胜利，就是中国文化产品创新变成了美国的流行文化的基石，这已经是很胜利的事情了。当然，投资人肯定很纠结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让我们可以尽量少损失。

我们是不是能够保全我不太确认，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美国不是之前的美国了。我说的是2015年时候的美国，大家说那是灯塔，总之各种各样的好词都堆在美国的身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奇招都是美国在出。无论从金融市场还是到科技市场，各方面都是很奇怪，包括现在美国自己受到困扰，党争也好，还是种族冲突也好，亦或是它自己的经济衰退也好，我觉得美国必须去直面的问题，但美国就不想直面，美国就是绕。

美国到底是不是United不知道，反正还是States对吧?各个State有自己的想法，德州怎么想，加州怎么想可能都不一样。这个组合跟欧盟差不多。所以我就说从经济账上来讲，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着危险和吃亏，但是从整个宏观上来看，如果大家未来看历史，有这么一个产品，开发者是谁，它最后变成什么样?这其实是非常胜利的一个事儿，是绝对为国争光了。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其实归纳于一句中国古语就是成人者自成，美国现在就是让其他人陷入这个反义词当中。

熊伟铭:对，你看看半导体。全球谁买半导体，中国买半导体，然后把自己的客户折腾成这样，谁把甲方折腾成这样对吧?你看每个微小的环节都是极为自洽和合理的，搁在一块就是一个怪物，它整个就是个非常拧巴的一个结果。

包括他们的设计，他们的三权分立，两党，听起来好有价值好有意义，结果让民众持枪了。人家说持枪是为了对付暴政，我说那是有暴政吗?还是你们觉得有暴政对付一下?没暴政你们成天开枪，老百姓算什么?这些东西的设计初衷可能都是出于很高的道德标准目的，但设计初衷、过程管理和最后结果可能完全是拧巴的，我们想要留下的那些东西可能留不下。因为设计过程还有政治正确，这些事情每个拆开单个来看看上去都很对，但是搁在一起它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或者至少不是我期待的那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或者西方文化整体遇到的一些问题，逻辑学的问题。逻辑极好，然后表达也好，但是搁在一起串起来，这就是左右手互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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